“我们就是普通的老师，全国99%都像我们这样，只是我们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，就这一点特殊。没英雄一样的功勋，你们写啥来了？”

  听说要采访，辛忠起“心疼”上了记者，“我们没什么故事。人家都说且末，鸟不拉屎的地方”。

  站在大巴扎——新疆且末县城最繁华的路口，不论往哪个方向出发，不消10分钟，砖瓦就会和红柳、黄沙完成交接。

  1亿多年前，这片南疆腹地是一片海，随着地球构造运动，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，现在，它的五分之一覆盖在这座22个民族互嵌的“天边小城”。

  从北京到且末，要先乘4个小时的飞机到新疆巴州库尔勒，再转乘1个小时的小型飞机飞越沙海。24年前，为了穿过这3000多公里，辛忠起走了5天4夜。因为教师紧缺，当时的且末县第二中学到河北保定学院招聘，最终他和14位同学坐上了西去的火车。

  他们再没离开这个全是沙子的地方，睁眼是沙，闭眼是沙。“我们自己就是一粒沙子。”辛忠起摆着手，“太普通了，太普通了。”

  虽然他们已经将几千名各族学生送出沙漠，送进大学和另一个天地。

  9月27日，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，保定学院且末支教服务队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。

  “教育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一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。有贫瘠的沙漠，没有贫瘠的人生。”这粒“沙子”说。

  风

  主宰沙漠的力量是风。

  300米厚的地表可移动沙盖，被塑造成各种形状的沙丘，流过33万平方公里的领地。当它们被风裹着，像堵墙一样撞上辛忠起的脸，他才意识到，自己真来了。

  那是2000年，为了迎接珍贵的老师，县里挂上红色的横幅，“热烈欢迎河北大学生到且末任教”，风一刮，“河”字没了，成了“欢迎北大学生”。

  那时候，且末一年三分之一的日子飘在浮尘里。沙尘暴袭来，屋里就像关了灯，放一个空碗，第二天半碗都是沙。

  比风沙更苦的是遥远和闭塞。值班室唯一的那台电视只能收一个台。刚来时没有手机，辛忠起打电话回家，长途好不容易接通大队，等把家人喊来，又占线了。时间短，路程长，2004年之后，同来的陈荣明再没回老家陪父母过年。

  因为缺教师，陈荣明被调到且末县教科局，负责“找人”。找了3年，缺口才填满。1300多人应聘而来，留下的大约800人。有人第一天来，第二天就走了。“特别害怕刮风，担心一刮风是不是又要‘刮跑’几个老师。”

  但是，总有人不断想闯进风里。

  陈荣明到且末那年，荀轶娜成为保定学院的新生，入学第一课就是“到西部教书去”。下课铃还没响，她已经做了关于一辈子的决定，“三年之后我肯定是去那儿了”。她瞒着父母报了名，临走才“通知”他们。妈妈非常担心，怕她要骑着骆驼出门了。

  刚到且末的第3个月，正带学生读课文，她的嗓子突然失声，医生诊断为声带不闭合，原因是用嗓过度。治好之后，“甜美”的嗓音不见了，朋友开玩笑说她拥有了“烟嗓”。现在，风沙来临前，嗓子会先有感觉。

  来到这里，并不一定出于什么“高大上”的使命感，荀轶娜从小是乖乖女，但“对大漠、孤烟、遥远的地方特别向往”。有人觉得这里待遇高，能为家里攒钱。2017年孙彤彤来应聘时听说报销路费，同学跟她商量，“过来看看，算是开阔眼界，大不了再回去”。

  许多人都想过“回去”。辛忠起的同学李桂枝曾担心，几年之后自己会不会被内地的同学“看作原始人”。“难道以后就要一直在这样的地方待下去吗？待下去有没有意义、有没有价值？”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两次可以离开的机会。

  最终把他们留下的是责任，和一些“很难说清”的东西。

  “这里和沙漠同样荒凉的是教育。”李桂枝记得，当时初一7个班，6个没有班主任。其他老师离开，大家去送行，孩子在车站怯怯地问，你们会不会走？十几年后，李桂枝把刚来且末的日记汇成一本书，里面这样记述“留下来”的原因，“只为了这一双双渴望的眼睛”。

  学生在作文里写，“我的老师长得比我们都矮，看她的时候甚至需要低下头”，也写，“我的老师对我真的很好”。

  他们的办公桌上会悄悄多一盒维吾尔族的果仁切糕。古尔邦节到了，家长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，热情地杀一整只羊款待。很多维吾尔族家长汉语说得不利落，“老师”两个字却发音清晰。

  “我不觉得自己是半个新疆人，我觉得我完全是新疆人。真的新疆人。”荀轶娜说。

  回河北老家探亲超过20天，她的胃先受不了，“踏入新疆，等不到回且末，我必须先吃顿过油肉拌面什么的”。她觉得这里风景也“挺好”，“可能别人感觉眼里的风景是绿树或鲜花，但是在我这个新疆人眼里，我觉得沙漠也是风景”。

  今年4月，陈荣明带队回保定学院招聘新老师，他一遍一遍强调风沙和遥远，又不忘补充，“我们的风沙是绿色的，比雾霾强”。面试的问题和24年前自己听到的几无二致——有没有兄弟姐妹？家里支不支持？最重要的依然是，能不能吃得了苦？

  来面试的刘校辰一眼认出了陈荣明，“在楼里挂了好多年”。作为独生子，为了顺利过关，他告诉对方家里特别支持。其实直到面试通过，家人才知道他做了这个决定。

  这个“00后”一度觉得，“支教不就是去西边镀层金回来好找点工作吗？”他不理解一个师哥去西藏支教的选择，“远得要死”。辅导员的一番话让他“感觉自己很渺小”，“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做成了什么才有价值，而是说他到那里，已经存在价值了。”现在，为了到另一个“远得要死”的地方，他推掉了石家庄月薪一万二的工作机会。

  和他一道而来的年轻人不断提到“价值”这个词。有人按照父母安排的轨迹走到现在，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有人没考上研，困惑于“学了这么多能有什么用”。他们来到大漠深处，期望在风里获得实在的依托。

  “从小你肯定不是想未来自己非常平凡，至少能让自己觉得自己还有点作用。”和刘校辰一起报名的赵文涛打小听话，可这次，他没听妈妈的话，“发现有这条路的时候，感觉可能我过得更有意义”。

  相比24年前的土坯房、石子路，这个“沙漠中的小黑点”已经有了自己的机场、火车站和第一家奶茶店，柏油路平直，快递呼啸而过。辛忠起还是担心它的吸引力，他正帮自己的新徒弟找对象，这是“传帮带”里重要的一环。

  再怎么说，差距都是无法回避的。几年前，他患上“毛发红糠疹”，身上一半皮肤变红，县医院没有皮肤科，内地的医生建议他到气候湿润的地方生活。

  他考虑回内地养老，但这之前，要在且末退休，这不是什么需要抉择的事。“我就是个普通人，但我在这里被需要。”他说，“在且末生活就是一种奉献，你就在这当一个哨兵，当一个保安，你一辈子在这里，就有价值。”

  什么价值呢？也许就是没有被风吹走这件事本身。

  海

  这个离海岸线3300多公里的地方，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对海的向往。

  学校楼道的读书角，被翻得最多、封面岌岌可危的，是一本叫作《简明海洋文化普及读本》的书；老师曾让大家在小纸条上写下10年后的希望，魏晓雅写的是，看EXO的演唱会、在有海的青岛读书。刘校辰一直懊悔来且末之前把手机弄坏了，老家秦皇岛靠海的他，没办法向那些憧憬的眼睛展示“海钓”是什么。

  “这里看的都是沙海，总希望看到真正的海。”孙彤彤说。

  大部分孩子没出过且末，巴州首府库尔勒就是遥远的地方了。陈荣明家访时遇到一个且末牧区的学生，至今没见过几十公里外的沙漠。

  他一直念着这件事。“我们走进来，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。”

  他们希望孩子们拥有一种广阔的人生，远比自己广阔。“读书，到外面看更大的世界，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有更多选择权。”辛忠起来自太行山，他的老师曾努力让他们走出那片大山。

  后来，他回到河北，在著名的衡水中学交流过一年，本想学些教学经验，结果发现难以适用，“衡中的学生自己就转起来了，我们这里的孩子没那么多动力”。

  他“偷师”带回了“衡中三问”，每次上课前，先让学生喊三个问题：我来干什么？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我今天做得怎么样？

  他跟孩子们解释这个“口号”的意义，“提示自己，我还活着，我是一个高贵的生命”。

  40分钟的课，陈荣明会用20分钟讲物理，20分钟“讲人生”。讲到原子，他会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，什么是国家主权，什么是“手中无剑和有剑不用”。他希望孩子们“扩展思维，接受新东西”。

  到且末一个多月，一天课后，有学生突然跑来问刘校辰，“我们这么偏远，老师你来这块干啥？”

  他想了想，借用了同来的一位年轻老师的话，“穷的地方没人来，它只会永远穷下去。”

  这个问题米尔阿迪力也好奇过。小学五年级时，爸爸得了肾结石，只能去库尔勒手术，在库尔勒他第一次觉得且末这么“落后”。

  直到毕业，他才知道老师们离开家乡支教且末的故事，“反正觉得伟大”。他高中毕业后当了兵，离家那两年，“满脑子就是回家”。

  退伍之后，他成为一名人民警察，2022年决定自己创业，开了且末县第一家一站式装修公司。跟追求便宜、速度不同，他给自己的定位是“高端”。为了找到一款合适的壁挂炉，他考察了一年市场，选定的牌子“有50个安全保护措施”。现在，他正考虑能不能在这里开家正宗的重庆火锅。

  “以前学生报志愿，好多都报新疆的学校，但这两年不一样了，他们了解到外面更精彩的世界。”孙彤彤说，“之前想报外面的占个三成左右，现在可能反过来了。”

  最远的孩子已经走出国门，前往其他省份的简直数不过来。荀轶娜的学生穆凯代尔·图尔荪后来到了北京读高中、上大学。在这里，爱好体育的他第一次站上国家级的赛场。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，他成为北京市珍珠球代表队的一员，队里有回族、蒙古族、维吾尔族、满族、朝鲜族，“见到这么多民族欢聚一堂，真的让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更深入地理解了”。

  几年前他入职一家央企，参与了和另一家公司合作的公益项目，通过网络惠及多个地区学校实现多样化教学。在青海海拔4000多米的教室，他好像看到了自己。“10年前，我可能就比这些孩子大几岁，我从且末一步一步走到这儿，然后又去做一些当时荀老师为我们做的类似的事情，帮助他们追梦。”

  “荀老师那时总说，祖国那么大，一定要多看看，多出去学习，再来选择自己想做什么，能做什么。”很多年之后，他告诉老师，“多亏我相信了您的话。”

  “最初那些年，我总是教育孩子们一定要走出沙漠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看看。最近几年，我们的教育理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鼓励他们走出去长见识、练本领，然后回来建设家乡，因为且末的发展需要人才。”庞胜利说，他是24年前来到且末的15人之一。

  他的学生、想看大海的魏晓雅，2020年毕业后回到且末，成了他的同行。做老师原本不在魏晓雅的职业规划里。去年，她第一次成为班主任，管着四五十位学生的琐事，一边“给气得够呛”，一边被信任地倾诉隐秘心事，她突然觉得，“当老师挺好”。

  像魏晓雅一样，3300多名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。一些人甚至真的让这里和大海连接了起来。

  2024年春天，通过用当地的盐碱水还原海水，一家企业在且末的沙漠里建了一座水产海鲜养殖基地。顺利的话，首批“沙漠产”海洋鱼年底就能面市。主抓这个项目的，是辛忠起教过的一个“淘小子”。

  这些鱼价格不低，且末人没有吃海鱼的习惯，谁会买呢？

  这回，学生的答案超过了老师的想象——他们想把这些鱼卖到海边。

  “他说那边的人离不开鱼，我这里没污染，我不就有竞争力了？”辛忠起啧啧称奇，“那脑袋就是超越我了。”

  树

  每年春秋，老师都会和学生一起，去县城边的治沙站种树。今年秋天，赵文涛和刘校辰第一次加入这个队伍。握着细瘦的红柳苗，年轻人有些不知所措——他们实在没想到，想要对抗无垠沙漠的，是这么小的“一拨楞”。

  没想到的不止这件事。赵文涛教的物理，班上平均分只有17分，满分110。他去找老教师，得到的是一个理解的笑容。

  每个来且末的老师，都跟成绩较过劲。荀轶娜教初中英语，站上讲台才发现，很多孩子连小学英语都没掌握，40多人的班里，认不全26个字母的有十几个。

  陈荣明、辛忠起他们带出的第一届毕业生曾刷新学校的中考纪录，摘掉了且末教育“老末”的帽子。20年前，且末高考本科上线率只有30.6%，2023年，这个数字是51.45%。

  可想再往上，不容易了。有条件、学习好的学生更愿意去库尔勒读书，再好的会选择乌鲁木齐甚至其他省份。老师们慢慢接受一件事：他们教的大部分是最普通的学生。

  他们跟同一道错题搏斗，一遍一遍重复基础知识点，“掰碎了嚼烂了再喂给学生”。州里赛课，且末总是靠后，有人说且末老师不行。说没气馁过，那是假的。

  什么是教育的目的？人生的价值由什么决定？

  在这片大漠深处，风沙刮尽了繁饰，直面本质，老师们也不得不重新“学习”。一个共识越来越多的答案是：标准绝非只有一个，“学习不好”不等于“不好”。

  “‘教育’其实是4个字，教书育人。”陈荣明觉得，后者可能是比教出好成绩更难的事。

  他告诉学生们，考得不好老师不生气，但有两件事不能干，一是撒谎，二是不争气。“你可以学得差，但是你不能不学。”

  考数学，有人只得3分，陈荣明发愁，但转头跟学生说“咱们提升空间很大嘛”。

  米尔阿迪力是那种“最后一排的学生”，惹事，难管，天天被收拾，直到遇到高中班主任丁建新。“他从来没有拿我当差生对待过。他对第一名什么态度，对最后一名就什么态度。”因为老师从不在班里排名，上学以来，他第一次带爸爸参加了家长会。

  一帮捣蛋鬼在“不收拾人”的老师面前变乖了，调皮也只是“干净的调皮”。米尔阿迪力说不清为什么，“也许是他对我们太好了，我们就想着别让他失望嘛。”

  “你带着他，而不是教着他。”陈荣明说。

  每接一个新班，荀轶娜都让学生背自己的电话号码，“像背110那么熟”。她没换过手机号，十几年前的学生都能打得通。

  骑车没戴头盔被交警扣了，学生先给她报信。她带的一届学生刚升高中，跟不上课程进度、住校不习惯、英语依然是自己强项……种种困惑和感受都跟她聊。高中电话卡有三分钟时限，他们就三分钟、三分钟地聊。铃声有时在半夜响起。

  辛忠起喜欢在课上讲“没用的东西”，什么是“生存”“生活”和“生命”的区别，什么是“幸福”和“价值”。

  “重视自己”成了刘校辰的口头禅。陈荣明告诉因为成绩不好坐在办公室哭泣的孩子，“找到你的优点，咱中国牛肉拉面都能拉到白宫去呢！”

  大漠用它的方式打磨着对“成功”的定义。“鲜花掌声红地毯，人生当中就那么几个点，大多数时候是平凡和普通的。但是普通就没有幸福吗？”这些年，辛忠起总想这件事。

  “努力过就是成功。”像教知识点那样，他交代学生，“到环卫处去种林，或者当保安，你不要见了我躲我，只要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，你很幸福的。”

  他们已经可以平静地面对“且末老师不行”的非议。“我们培养的就是基层建设工作者。”辛忠起说，“但我的学生是基层岗位里面那种让我们能翘起大拇指的人。”

  有人办了小商店，专程跟老师报喜，开了修车铺的骄傲地邀请老师来修车——当然要去了，修车和当干部“只不过掌控方向不一样”。

  要求了很多年，几个月前，陈荣明终于从教科局回到学校讲台，还是教初中物理和数学。

  以前他总着急，苦口婆心的，变化发生得还是那样缓慢。后来他意识到，教育要改变的不仅是学生，还有环境，这一代人根深蒂固的东西，可能要等孩子变成父母，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再去影响下一代。

  “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需要一代一代人，慢慢改变。”

  这个过程慢到24年一晃而过，他们就要退休了。陈荣明刚来时种的胡杨已经长到碗口粗。让人稍感慰藉的是，年轻人不断走来，“有些东西就可以交给他们了”。

  辛忠起不喜欢把老师比喻成红烛，不是燃烧自己、“苦哈哈的”。他更喜欢“接力手”这个词，“把我们这代人积淀的所有东西传递下去”。

  传递之后，希望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

  想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的学生都超越我了，我很高兴，如果他们去卖菜了，我也很高兴。我们国家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建设起来的。”

  种完树，辛忠起问学生：“看到红柳你想到啥？”

  孩子们争着举手：“红柳烤肉！红柳打毛驴！”

  他又问：“红柳能盖房吗？”

  回答：“不能。”

  “红柳太普通了，几十年就这么‘一拨楞’。没水，它长了根就往下扎，它把营养都长在根部了，什么叫扎根？我们有时候把自己比喻成根，我们把一辈子活在且末。”

  “红柳就是咱们且末人。我们这帮红柳，大家说只能是烤肉和打毛驴，但你说，它是不是让风沙小了，是不是给这片沙漠带来了一点绿色？”（记者 徐欧露）